“中国大宁 子孙益昌”（大地风华）

“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裳）元吉，有纪刚（纲）。”

这段铭文刻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收藏的一面西汉四神博局纹鎏金铜镜（被称为“中国大宁镜”）之上。其中“中国大宁，子孙益昌”一句，道出了古往今来华夏儿女的共同期盼。

这面铜镜于1951年至1952年间，在湖南长沙城北的伍家岭211号西汉墓中被发现，1959年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的前身）。

这面鎏金铜镜，有着怎样不寻常的经历？

从其镜背的纹饰与设计风格判断，中国大宁镜应是在南方地区铸造，具体来说，可能出自长沙一带。目前，长沙地区的汉墓中出土的博局纹鎏金铜镜数量相对较多，例如杨家山304号西汉墓、黑槽门2号东汉墓均有此类发现。此外，1958年广西梧州市低山二号东汉墓中也出土了一面中国大宁四神博局纹鎏金铜镜。

汉代出现“中国大宁”这类铜镜铭文有其历史必然性。那时，“家国同构”的天下观已深入民心，民众普遍期望王朝安定、子孙繁盛，并将这种祈愿铭刻在日常使用的铜镜上，由此，“中国大宁”这样的镜铭词语从长沙地区扩展到了东汉的边远地带。

中原北方地区出土的汉代博局纹鎏金铜镜则较为少见，目前仅有一面新莽时期的桼言四神博局纹镜，1956年在陕西西安东郊十里堡出土，其纹饰风格规整、严谨，铭文格式遵循固定范式。遵循规范、不越规矩是大多数博局纹镜设计严格遵守的基本原则。然而，长沙西汉墓出土的中国大宁镜铭文内容独树一帜，纹饰设计自由、灵活，富有想象力，甚至出现了打破内区与外区分界的设计手法，将动物形象的头部置于内区，而身躯则位于外区。这种“跨界”构图的现象，在中原北方地区的博局纹镜上从未见过。

制作一面精美的铜镜，通常需要经过制模、翻范、浇铸铜水、镜体脱范、打磨成型等多道工序。中国大宁镜除了上述工序外，还多了一项特殊的鎏金工艺——将金汞合剂涂在铜器表面，经过烘烤，汞蒸发后，金便留在了器物表面。这样一面金光闪烁的铜镜，加上奇异、生动的四神形象及其他动物纹饰，以及靠近镜缘处环绕一周的52字篆书铭文，自然会受到主人的珍爱。它或许陪伴主人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段美好时光。主人离世后，宝镜随葬，直到约2000年后在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

镜主人的墓为竖穴土圹墓，墓室南北长6.9米、东西宽5.2米。在墓室西北的棺椁范围内，考古学者小心翼翼地清理出一个直径约25厘米的漆镜奁，中国大宁镜便安置其中。在漆奁外北侧还发现一面四乳四虺镜，在棺椁范围的南侧另有面铜华连弧镜，均为普通工艺镜。从3面铜镜的位置及是否有盛放器具来看，中国大宁镜在主人心中地位非同寻常。

随葬品中，还有一件金饼。从墓的地理位置以及随葬品判断，墓主人生前具有一定身份地位，推测可能是西汉后期长沙国的官吏夫妇合葬墓。

2017年，国博举办“秦汉文明展”，展览开篇陈列的是威武雄壮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结尾处则用一个独立展柜重点展示了这面中国大宁镜。为什么一面直径仅有18.6厘米的小镜子，要放在展览末端的重要位置呢？它的特殊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纹饰构图独特，二是鎏金工艺少见，最重要的，是镜铭“中国大宁”四个字容易与现场观众产生强烈共鸣。2020年国博举办“瑞彩平安——2020新春展”时，中国大宁镜作为重点展品之一，陈列于显要位置；2025年“清风万里——中国古代廉洁文化”展中，此镜同样被放置于尾厅，与“海晏河清”瓷尊一同收束整个展览。由此可见其重要地位。

从西汉到当代，从长沙伍家岭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时空流转，斗转星移。变化的是时间与空间，亘古不变的是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的信念，那就是“中国大宁，子孙益昌”。古镜今照，熠熠生辉；中国大宁，大道永行。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

《 人民日报 》（ 2026年10月03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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